【内容提要】 在哈萨克斯坦,除了哈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外,伴随着哈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哈族内部三玉兹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影响到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的稳定。哈萨克部族间的矛盾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其内容也具有现实性,大、中、小三玉兹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国家稳定,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各项决策必须考虑哈萨克各部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免引发三玉兹间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玉兹 民族关系
【作者简介】 杨雷,1971年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
哈萨克三玉兹的划分本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随着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的复兴,三玉兹的区分正日益被更多的哈萨克斯坦人所认识和接受。
一 历史上的哈萨克三玉兹
玉兹在哈语中的本意是部分或地区,其基础是个别氏族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指哈萨克民族相对独立发展的三个部分。玉兹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哈萨克人最早于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逐步形成了大、中、小三个玉兹,这是由游牧经济的分散特点所决定的。大玉兹(乌鲁玉兹)、中玉兹(奥尔塔玉兹)和小玉兹(基希玉兹)亦称大帐、中帐和小帐。大玉兹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伊犁河流域,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亦归其控制。中玉兹分布在大玉兹之北,其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足迹覆盖从额尔其斯河到锡尔河中下游的广阔草原,夏季牧场主要在锡尔河中游及卡腊山脉一带,冬季牧场在托博尔河、伊什姆河、努腊河、萨雷苏诸河流域。小玉兹位于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其冬季牧场位于伊列克河、乌拉尔河一带,夏季则迁往阿克提尤别地区的草原。三玉兹的游牧领地渐渐固定下来,彼此间的独立性逐渐增强。
从三玉兹形成各自的独立区域之后,哈萨克人的内部分裂便成为阻碍哈萨克民族统一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落后的游牧经济、内部市场的缺乏、城镇的缓慢形成都阻碍着哈萨克草原形成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与此同时,哈萨克人内乱不断,各玉兹之间缺乏稳定的经济、政治联系,其中,中、小玉兹之间的政治联系比较紧密,大玉兹的独立性则相对更强[1]。由于布哈拉汗国和准噶尔蒙古人等外部势力的介入,哈萨克各部落间以及部落内部争夺牧场和财产的纷争趋向复杂化。这一局势直到1680~1718年著名的头克汗当权时才有所改变。头克汗统一了哈萨克三玉兹,并制定了《七项法典》即《头克法典》。
在1718年头克汗去世后,哈萨克人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由于内部分裂削弱了力量,哈萨克人无力抵挡准噶尔的军事入侵。在短短的时间内,哈萨克大玉兹和部分中玉兹的领土就落入准噶尔的统治之下。大玉兹臣服准噶尔使蒙古人的势力达到突厥斯坦和塔什干,大量的哈萨克人被迫逃亡到小玉兹地区。1723年成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灾之年”。由于小玉兹与俄国直接相邻,未承受直接来自准噶尔的军事压力,对于依靠俄国的力量来抵御外敌寄予厚望。当时的小玉兹首领阿布勒海尔汗向彼得堡派出了请求归顺的使者。从归顺的出发点上看,阿布勒海尔汗既有为哈部族利益考虑的原因,也有为部族间政治斗争而寻求外援的需要。在与俄国代表谈判的过程中,为了抬高身价,阿布勒海尔汗把自己包装成三玉兹的共同代表,为此中、大玉兹以及小玉兹中的反俄派与其展开了不懈的斗争。1731年小玉兹正式成为俄国的被保护国[2],这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长期诱迫哈萨克人的结果,也是哈萨克人内部分立、遭受外族入侵的结果。
三玉兹的内部矛盾使哈萨克各部落相继被俄国所侵占。1735年8月,俄国派出军队占据奥里河口,到40年代建成奥伦堡。以此为基地,俄国在小玉兹境内陆续建起一系列堡垒,这些堡垒成为俄国武力进攻中亚的前沿。1738年,沙俄新任奥伦堡远征军首领塔季谢夫要求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前来会谈。在会谈中,阿布勒海尔汗对俄国的第二次宣誓效忠及随后与俄国达成的协议,标志着俄国兼并哈萨克小玉兹的完成。1792年,俄国以武力对中玉兹实行占领,不久大玉兹也沦为俄国的殖民地。1822年和1824年,俄国相继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和《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在哈萨克草原的北部和西部建立了行政管理体系,1867~1868年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经过这一系列的行政制度改革,哈萨克汗国的汗政权、人民大会、汗议会、部族关系等旧 式的国家管理制度被废除,苏丹、比等贵族的特权也被取消。俄国当局还对哈萨克境内的司法、土地、税收等制度进行了具有现代性质的改造。除管理体制的改革外,当局还在中亚地区推广教育、兴办医疗设施、限制伊斯兰教的影响等。这些改革措施给哈萨克草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俄国的殖民统治合法化、完善化。至此,俄国的军政管理体制彻底替代了哈萨克汗国的传统制度,三玉兹的划分从此消失[3]。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独立。在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哈萨克部族间关系在哈萨克斯坦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增强,三玉兹之间的关系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二 当前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矛盾的主要内容
在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时期,哈萨克人逐步强化了民族内部的统一性,三玉兹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在感受到共同的外来威胁时,哈萨克人在观念上对不同玉兹之间的区分出现了弱化。在这段时期,曾经出现过数次凝聚民族力量的事件:比如1916年俄国对哈萨克人的野蛮统治就激起了哈萨克民族大起义,三玉兹团结一心反对沙俄的暴政,结果造成惨重的民族损失,近30%的哈萨克当地居民被俄国士兵所屠杀;20世纪20~30年代,在与中亚巴斯马奇匪帮作斗争的口号下,一部分哈萨克人遭受了同样规模的镇压;由于1921年出现了席卷中亚地区的大饥荒,特别是1929年~1931年哥拉先科掌权哈萨克共和国时实施的激进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56.6%的哈萨克当地居民不是饿死,就是逃亡国外。正是在哈萨克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部族间的界限被淡化,民族的凝聚力空前提高。在长达70多年的苏联时期,在社会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哈萨克人真正实现了民族一体化。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库纳耶夫就任党的第一书记时期,哈萨克人对三玉兹的区分观念又有所强化。当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向南迁移到属于大玉兹势力范围的阿拉木图市后,中、小玉兹政治精英把持政治权柄的现象发生变化。库纳耶夫本人来自大玉兹,所以他着力突出大玉兹人的政治利益,为此他提拔了很多大玉兹干部走上关键性领导岗位。
为了与影响力一直很大的中玉兹政治精英相抗衡,库纳耶夫有意建立大玉兹和小玉兹间的政治联盟,以反对中玉兹势力的东山再起。于是来自北部、中部的传统政治势力被逐步清除出共和国的权力中心,他们被有意识地调离了经济和文化管理岗位。总之,在苏联的停滞、改革、走向解体时期,哈萨克族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既要看履历,还 要看其出身,也就是大、中、小三个玉兹的部族归属。在哈萨克共和国的政权结构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部族体系,这是一种以大玉兹为基础,以小玉兹为盟友,中玉兹为对手的力量结构。三玉兹的代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脉络分明,部族关系往往能够决定一名干部的仕途。
在这一部族体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现象,库纳耶夫起先选择了小玉兹人来掌管哈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但是随着大、小玉兹政治精英间斗争的加剧,最终这一职位由来自中玉兹的后来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赢得。纳扎尔巴耶夫的胜出可以说是苏联改革的成果,他的崛起既依靠了苏联干部政策改革的机遇,又有赖于大、小玉兹之间势力平衡[4]。
苏联时期干部名录遗留下来的部族体系在哈萨克斯坦主权独立后进一步演变为公开操控哈萨克斯坦权力与资本的官僚与寡头阶层[5],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力量结构面临冲击。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推动下,一股复兴哈萨克人传统文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复兴民族文化意味着中玉兹得到了走向民族文化中心的新机遇。从历史上看,小玉兹和中玉兹对哈萨克国家体制的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当1731年小玉兹归顺俄国 之后,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便只有中玉兹了。在当时阿不赉汗的领导下,中玉兹哈萨克成为独立的哈萨克汗国的中心,它代表了哈萨克历史文化的主流。从地理位置来看,小玉兹处于西部,大玉兹处在南部,中玉兹则处在北部和东部,几近哈萨克草原的中央地带。游牧民族从传统上来说不需要政治文化中心,更没有首都,哈萨克草原的中部地区是广义的传统游牧文化集中地[6]。因此,中玉兹文化实际上是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哈萨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知识分子大多出自中玉兹和小玉兹,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时期的官僚阶层也集中在这两个部族中,大玉兹人只是在库纳耶夫当权时期才占据了上风。
伴随着哈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玉兹力量在哈萨克斯坦政治舞台上逐步壮大。作为新独立国家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试图在哈萨克三玉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面对中玉兹明显势微的状况,依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个人的威望,哈政府表现出扶助中玉兹势力崛起的政策倾向。从1995年开始,哈萨克斯坦政治结构中出现了中玉兹化现象。纳扎尔巴耶夫所器重的一些中玉兹干部相继走上了高层政治岗位,其中不乏其同乡[7]。在这段时期,由于哈民族间关系问题更为尖锐,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哈境内俄罗斯人迁移回国等现象,人们的注意力被其吸引,哈萨克三玉兹间关系问题被忽略。
进入新世纪,在民族间关系问题的压力大为减轻,特别是俄哈民族关系大大缓解的情况下,哈萨克部族间关系问题成为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矛盾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小玉兹与大玉兹之间的矛盾
受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小玉兹的独立自治倾向历来就比较强烈,它比较亲近俄罗斯,较早接受了工业文明,而且很多小玉兹的哈萨克人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对该部族的影响很小。大玉兹在19世纪中期沙俄武力征服中亚的过程 中被最后兼并,当地的生产方式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在宗教文化方面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根深蒂固,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很小。小玉兹与大玉兹的文化对立是哈萨克人两种文化极端之间的对立,是哈部族间矛盾的深层次因素。这种矛盾可以概括为一种文化上的矛盾,是南北矛盾,或者说是亲俄还是亲伊斯兰文化的矛盾。
第二,中玉兹反对大玉兹的倾向中玉兹在地理位置上介于大、小玉兹之间,代表着南北融合的哈萨克人本土文化。中玉兹几乎为哈萨克民族提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有接受欧洲教育的政治经济现代化精英,其中包括 哈萨克民族主义政党“阿拉什”运动[8]的主要成员,但是这些精英在斯大林年代几乎全部被消灭了[9]。经过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时期的排挤打压之后,中玉兹在哈萨克斯坦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趋弱。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中玉兹获得了新的历史性机遇,纳扎尔巴耶夫采取了扶持该部族的政策[10]。哈萨克斯坦总统力排众议,将首都从南部大玉兹的阿拉木图市迁到了接近哈萨克草原中央的阿斯塔纳市,重新树立了中玉兹在国家政治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这一举动与传统势力相左,激化了中、大玉兹之间的矛盾。中玉兹与大玉兹的矛盾可以概括为一种发展方式上的矛盾,是一种 现代化工业生产与传统农牧业生活之间的矛盾。
第三,中、小玉兹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地处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小玉兹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藏储量,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密切,苏联解体时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工业设施大多分布于小玉兹地区,居民生活较为富裕。与之相反,中玉兹地理范围内以草原和丘陵为主,较为贫瘠,连新都的旧称“阿克莫拉”在哈语中都是“白色坟墓”之意。匮乏的经济资源使中玉兹在经济实力上难以与小玉兹相比,不得不仰赖政府当局的行政干预。哈萨克斯坦政府实施的财政转移政策有利于中玉兹在国民经济分配中获得有利的地位,比如新都阿斯塔纳市大规模、高起点的建设成为拉动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但也招致小玉兹人的批评。从实质上来说,中、小玉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协调起来相对容易。这种矛盾可以概括为一种财政分配矛盾,是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矛盾,二者的矛盾是三玉兹矛盾关系中最为表层化也是最常见的。
三 哈政府针对三玉兹矛盾采取的措施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俄哈民族矛盾首当其冲,出现了哈境内俄罗斯人大规模移居祖国的现象,对两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冲击。为此,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哈民族关系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哈传统文化的复兴,哈萨克部族间矛盾有所显露。与俄哈民族间矛盾不同,哈萨克三玉兹间矛盾不存在对外移民等化解的渠道,部族间矛盾的激化需要在国内解决,这必然对哈萨克斯坦的社会政治稳定构成负面影响。
在历史上,三玉兹矛盾几乎贯穿沙俄征服中亚前哈萨克民族发展的全过程,三玉兹分的时期远大于合的时期。只是到沙俄吞并中亚后及苏联时期,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哈萨克部族间的很多矛盾才被掩盖了起来。尽管哈萨克斯坦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传统文化中玉兹、部落之间的矛盾仍在,并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的发展。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决策影响着哈部族间关系。如果决策不当,可能使三玉兹间矛盾走向激化,从而破坏哈萨克民族的统一,威胁国家的稳定[11]。针对三玉兹间矛盾,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针对大玉兹势力衰落的趋势,哈政府采取维持三玉兹间力量平衡的政策。
苏联解体前,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主要来自南部的大玉兹地区。这些精英在俄罗斯接受过高等教育,经历了苏联的改革,长期在城市工作。转型时期为他们创造了积累财富的机会,精英们建立了特殊的利益范围,构成了一个新的上流阶层,这导致他们的生活与传统的大玉兹哈萨克人相分离。而普通的大玉兹哈萨克人惯于农业生活,在苏联解体之后甚至有很多大玉兹人从城市向农村移居。比起北部发达工业区、西部富裕能源区和东北部的采矿地带来说,大玉兹人逐步扩大着与北方居民间的经济差距。这使得大玉兹政治精英的传统根基日益衰落,这些精英及其构建的阶层面临着来自小玉兹和中玉兹利益阶层的严峻挑战。针对大玉兹衰落与中玉兹崛起这一客观 趋势,哈政府加大了调节的力度。在独立后实施了一段时期的中玉兹化政策后,哈政府意识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逐步改行了促进三玉兹间力量平衡的政策。为了协调地区发展,以往对中玉兹的财政倾斜政策也有所改变,对南部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第二、加强新都建设,恢复哈萨克历史和政治文化中心。
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选择了阿斯坦纳作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政策是长期的,中玉兹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加强哈萨克历史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不是三玉兹间力量权衡的 问题,而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新都的建设需要调集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无疑会影响三玉兹间关系。这一决定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南部旧都阿拉木图市所在的大玉兹地区,传统势力给迁都政策的执行制造了重重困难。哈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在新都为行政人员提供免费住房、高额补助和升迁机会等)来吸引政府机关和企业北迁。经过多年的努力,哈萨克斯坦迁都计划最终成功完成,实践效果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哈政府调集全国力量来建设新都是一个破除三玉兹隔阂,加强民族内部整合的过程。资源的重新分配、人员的大规 模流动、强化对祖国象征——首都的忠诚均属于民族文化整合的主要内容。
第三、化解小玉兹部分地区的分立倾向,维护国家统一。
在历史上,小玉兹最早归顺俄国,俄罗斯化程度较深。苏联在调整中亚行政区划时,曾经将部分与小玉兹接壤的俄罗斯领土划给了哈萨克斯坦,这进一步促进了俄哈一体化。在地理上小玉兹与俄罗斯相邻,至今与俄经济联系紧密,其境内还分布着大量的俄罗斯人。各方面原因造成小玉兹的一些地区分立主义情绪严重,个别社会团体还提出了哈北部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的要求。由于地区分立主义将直接威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因此哈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坚决,政策谨慎。近年来,哈政府陆续采取了各种形式的移民政策以改变小玉兹地区不利的俄哈人口比例;在干部政策上利用语言等技术性限制措施大量启用哈萨克人担任军政要职,将俄罗斯人边缘化;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业布局调整,新建了一批加工企业,以改善小玉兹对俄罗斯的传统经济依赖关系。多方面的政策渐渐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小玉兹与哈萨克斯坦中部、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加强。
从总体上来看,哈萨克斯坦三玉兹间的矛盾还没有达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程度,哈政府采取的一些针对性措施更是使其负面影响最小化。目前,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矛盾主要以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和院外活动等合法形式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三玉兹的矛盾处于正常范围,其影响受到严格限制。
〔本研究得到南开大学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文科青年项目《中亚五国议会制度比较》(项目编号:nkq07045)的资助。〕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феоктистова.русские、казахииалтай.москва-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альфаиомсга.1992:с.29.
[3]参见孟楠《哈萨克三玉兹历史考略》,载《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4]евстафьевд.г.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логикапрезидента нурсултананазарбаеваи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в казахстане//кожокинае.м.новаяевразия:россияистраныближнего зарубежья: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но№1.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ийин-т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исследований.1994,с.115.
[5]джангужинр.н.казахстан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 m].киев.2002,с.49.
[6]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центр“волхонка, 14”,информ. -аналит.центр“еврази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а: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ироссийскойпрессы.москва:диалог-мгу.1998.с.156.
[7]тамже.с.159.
[8]1917年7月,一些哈萨克团体在奥伦堡举行了第一届哈萨克人大会,会议通过了成立民族政党、制定党纲和推举筹建委员会候选人的决议。10月,这一政党正式定名为“阿拉什”。阿拉什是神话中哈萨克人的始祖,用“阿拉什”作为名称体现了这一政党的民族性。在“阿拉什”的党纲中明确提出了哈萨克斯坦自治的目标。由于该党曾经与哥萨克力量结盟,反对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结束后遭到取缔。
[9]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центр“волхонка, 14”,информ. -аналит.центр“еврази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а: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ироссийскойпрессы.москва:диалог-мгу.1998.с.162.
[10]д.г.евстафьев.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логикапрезидента нурсултананазарбаеваиинтересыроссиивказахстане.
[11]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центр“волхонка, 14”,информ. -аналит.центр“еврази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а: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ироссийскойпрессы.москва:диалог-мгу.1998.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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