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共155万字。全书分六编: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与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重要的现实意义
读此书,让人深深感到,当今出版这一著作,确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读了它,可以使我们能正确认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从而使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邓小平在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重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 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为此,本书前言就明确指出,“撰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各种干扰,使我国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
列宁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教训,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回到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终于走上了新经济政策这条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到1929年被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夭折,过去着重从政治史与经济史的层面进行研究,本书根据近几年来挖掘的大量文献资料,并 以现代化理论为切入点,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认为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实施与最后被抛弃的主客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这里讲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系指:(1)强烈的反商品意识、反资本主义意识;(2)“直接过渡”的思想;(3)把暴力绝对化与普遍暴力论的思想;(4)坚持“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5)革命浪漫主义思想飞扬。
二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到处可见: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必然束缚商品货币关系与合作社的发展;私人企业主与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三是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苏维埃国家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
四是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
五是布哈林被斯大林击败并清除出党,导致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包括新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被否定,斯大林又回到了由“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上来了。
(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原因。
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更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本书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苏联党内发生了三次大论战: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与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不论从理论方面看,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看,大论战都可以被看做是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随着斯大林在理论、政治与组织三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这为他抛弃新经济政策, 为其建立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停止实行经济政策,接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是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的阶段。苏联工业化运动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是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时期。普遍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与政治大清洗三大社会运动,是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因素。
本书作者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因此,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具体与深入的分析。
(三)关于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评价问题。
本书在评析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时,涉及了他推行的“解冻”政策、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等重要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书作者对这一时期的改革提出了看法,认为,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最高领导时,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影响,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改革未取得成功。
(四)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稳定的表象掩盖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是积聚 大量矛盾与问题的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书的作者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有:一是在进行改革过程中,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坚持“左”的教条主义,一直坚持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不容许触及所有制的改革,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二是政治体制倒退,集中表现在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与思想僵化以及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五)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的关系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本书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他的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问题上。书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基本 看法是,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视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该书提出的根据是,由于苏联历次改革的失败,问题日积月累,因此,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客观上已形成了阻碍机制即改革阻力越来越大,可以说是积重难返。正如俄学者指出的:“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一系列的 阻力,反映在各个方面与各个领域。从主观因素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政策失误,如在经济改革起步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对经济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未能做到改革与发展相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相利益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相结合;等等。改革的失败加速到苏联剧变的进程。我认为,以上的分析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进程的实际。
(六)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刊物中已作了不少论述,但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但这是广大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本书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的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本书作者明确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 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
本书的写作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把大量焦点问题集中起来,以回答的方式加以论述,这使广大读者便于找到自己关心的或是长期迷惑不解的问题答案。
我认为,本书是通过集体努力完成的一部力作,值得重视与阅读,它可以引起我们对苏联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给人以启发,这对于推动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大有益处的。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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