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安全与中俄战略协作-k8凯发棋牌

　　【摘要】苏联解体后，中亚成为欧亚大陆新的地缘政治中心，各大国和各种国际势力纷纷进入，对该地区事务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加上中亚五国内部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使冷战结束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动荡不定、前景未卜。中俄两国作为中亚最大的邻国，其战略协作对于稳定中亚局势，巩固地区安全，促进地区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中俄关系；战略协作；中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9) 03-0048-11

　　【作者简介】马风书，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04-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国际关系系 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俄罗斯外交等方面的研究(上海　200040)。

　　1991年8-12月，中亚地区五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1]相继独立，由此引发了欧亚战略格局的大变动，中亚成为欧亚大陆新的地缘政治中心。独立以来的中亚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各大国和各种国际势力纷纷进入中亚，对该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独立后的中亚五国普遍经济状况不佳，制度体制转轨艰难，社会矛盾突出，政治局势不稳。在此背景下，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充满变局。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中亚最大的邻国，在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国的战略协作对于稳定中亚局势，巩固地区安全，促进地区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影响中亚安全的诸因素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亚安全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第一，中亚各国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民族，土库曼斯坦有105个民族，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有80多个民族，而且，许多民族还跨境而居，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在冷战后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民族利己主义开始复活，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不同民族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还引发了战争[2]。与此同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一些国家间的某些利益矛盾也十分突出[3]，而且这两种矛盾和冲突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由此导致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严重恶化[4]。

　　第二，中亚五国在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和东欧一样，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格局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为了在未来的地缘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中亚各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对地区事务主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哈萨克斯坦强调，哈作为“地区中等强国”必须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自1992年起，哈萨克斯坦相继提出“欧亚经济一体化”和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中亚国家联盟”等主张，倡议召开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力图主导地区一体化的方向。而自视为中亚领导性大国的乌兹别克斯坦对上述主张则比较冷淡，更明确反对“中亚国家联盟”的建议，同时倡议召开“联合国中亚安全、稳定与合作论坛”，提出建立“中亚无核区”等主张[5]。吉尔吉斯斯坦也提出了建立“伊塞克湖常设会议”的建议。土库曼斯坦则奉行积极中立立场，强调发展双边国际关系，不参加多边行动。

　　第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历史上，中亚五国都曾是伊斯兰国 家，伊斯兰教的影响源远流长。苏联时期，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受到压制。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强力复兴，国家出现了快速“伊斯兰化”的趋向[6]。与此同时，与中亚在历史、文化、种族及语言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积极向中亚渗透，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各国的伊斯兰色彩，甚至出现了主张推翻世俗政权、恢复政教合一体制，以及建立跨地区的“泛突厥联盟”和“泛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和势力。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往往与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恐怖组织密切勾结，在中亚国家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阿富汗战争后部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甚至将据点移至中亚邻国，这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四，西方势力对中亚各国的政治渗透与干预。由于中亚地区素有“世界地缘政治心脏”之地位，加上其极为丰富的资源储藏，大国历来对该地区争夺激烈。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纷纷采取“非俄罗斯化”的政策，俄在该地区的影响急剧下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趁机向中亚积极渗透。“9·11”事件后，伴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军事力量的进驻，美国及西方在中亚的影响迅速上升。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美国 还将推行西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人权价值观作为其中亚政策的核心内容，积极干预中亚各国的内部事务，引发了一系列国家的政治动荡甚至暴力冲突。

　　第五，中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复杂化及其有效性的缺失。为应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安全形势，自独立时起，中亚国家彼此间及其与地区外势力之间就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建立了范围、层次、任务、目标和稳定程度各不相同的多个安全机制。迄今为止，中亚地区的跨国安全机制主要有独联体及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中 亚经济合作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中亚联盟、“古阿姆”、中亚安全与合作论坛、中亚经济论坛、伊塞克论坛、突厥峰会、日本 中亚国际论坛等。这些机制往往由某个或某几个大国主导，成员国则相互交叉；不同机制关注的重点不尽相同，某些机制甚至有相互防范和对抗之嫌，其作为地区主导权争夺工具的性质异常明显；成员国的数目也常常随其对外政策的调整而时有变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并没有导致“安全复合体”效应，相反却使众多的安全机制流于形式，有效性严重缺失。

　　第六，各国间的互信度不高。造成上述复杂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亚各国之间尚缺乏高度的互信，彼此颇多猜疑和戒心。自1885年被沙皇俄国吞并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一直处于俄罗斯(苏联)版图之内，而且原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尽管对于这些民族来讲苏联解体实为突然，也不符合其当时的意愿，但毕竟使其获得了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独立地位。因此，各国都把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于有可能损害这些利益的倡议和做法极为谨慎。加上某些国家在领土划分、资源分配、边界安全、民族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和矛盾，因此各国间尚缺乏真正的互信[7]。另外，对俄罗斯重新控制中亚的担忧也令某些国家对俄主导的一体化进程缺乏热情(乌兹别克斯坦尤为突出)，中亚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元化安全保障策略即有摆脱俄控制的意图。这大大影响了中亚合作的有效性。

二、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安全形势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1991年底苏联解体至2001年“9·11”事件发生。这一阶段，苏联解体的冲击波在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引发了持续的经济下滑和政治社会动荡，外部势力则乘机向中亚渗透，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和斗争极为激烈，中亚安全处于某种混乱和不确定状态。

　　第一，由于在制度转型中经济形势普遍恶化，中亚各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各种政治、宗教和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激烈，政局持续动荡，安全形势不断恶化。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爆发了持续五年的内战，有10万人丧生， 100万人沦为难民，经济损失高达70亿美元[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国家也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

　　第二，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互相疏远和冷淡，合作乏力，危机局面不断加剧。苏联解体使原来中亚地区统一的经济和安全空间彻底瓦解，各国不得不独自应对一切问题，普遍的经济下滑则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中亚国家担心重新被俄罗斯控制，俄罗斯则对中亚实行孤立主义和“甩包袱”政策。由于中亚各国经济相对落后，军事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地区安全局势在一段时间内不断恶化。

　　第三，伊斯兰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加紧向中亚地区渗透，致使地区安全危机骤然升级。自1991年起，土耳其全面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竭力对中亚实施全方位影响。除了大规模增加贸易和投资外，土耳其还倡议建立“突厥语国家首脑会晤”机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定期举行首脑会议，至2001年6月共举行了七次。2001年8月，土国家安全会议正式出台了对中亚的“积极参与”战略，强调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宗教方面扩大对中亚诸国的影响。伊朗则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战略方针，通过宗教传播、经济合作甚至武装渗透等方式影响中亚地区的发展方向[9]。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阿富汗塔利班则大力扶持中亚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至“9·11”事件前夕，塔利班已成为中亚恐怖活动最主要的支持者，其中邻近阿富汗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受影响最大。

　　第四，中亚各国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和西方势力的积极介入使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中亚地区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对各国至关重要的油气资源和水资源更是如此。其中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里海地区，淡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0]。近年来，围绕资源的开发和分配问题中亚国家分歧严重，甚至一度武力相向[11]。而外部势力的大规模介入和对资源的激烈争夺更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12]。

　　第五，地区安全合作有名无实，缺乏效力。面对苏联解体初期错综复杂的中亚安全形势，中亚五国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1992年5月15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签署集体安全条约，随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也相继加入。同时，中亚各国也参加了北约主导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还与欧安组织建立了关系。从形式上看，有主要大国参与的中亚地区安全框架已基本具备，但由于重视不够和利益纷争等原因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跨国合作有名无实，致使恐怖主义愈演愈烈。

　　(二) 2001年9月至2005年。这一阶段，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大背景下，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格局出现了重大转变，形成了新的特点。

　　第一，美国在中亚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新战略的重点，而消灭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及其坚定支持者阿富汗塔利班成为首要任务。作为阿富汗的近邻和“基地”组织渗透较深的地区，中亚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赫然凸显。美国的中亚政策也由过去重点维护各国的独立地位，反对大国控制，以及争夺该地区丰富的资源，迅速转向建立反恐联盟和 加强军事合作方面。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和美军大举进驻中亚，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被重新洗牌，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已然确立[13]。

　　第二，中亚及其周边各国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地区国际关系得到缓和，中亚安全局势大大改善。中亚各国及其周边的俄罗斯、巴基斯坦、中国等国家都曾饱受恐怖主义的危害，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因此与美国的反恐战略出现了某种利益契合，对美国的反恐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使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大大改善，有助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巩固。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亚地区安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制度保 障。2001年6月，有中、俄、哈、吉、塔参与，以加强五国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为目的的“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并吸收乌兹别克斯坦为正式成员。该组织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宗旨，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为 主要任务，并建立了各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确立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不谋求单边军事优势、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为中亚地区安全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有助于中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长久和稳固。

　　第四，美国对中亚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引发了新一轮的地区动荡。民主、安全、能源是美国中亚政策的三大要素，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后，其战略重点开始转向对中亚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造。利用中亚国家内部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美国通过政府干预和非政府组织活动，大力扶持各国的反对派，鼓励街头民主运动，推动中亚版的“颜色革命”，在中亚国家内部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危机。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总统被迫流亡国外并辞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发生了针对卡里莫夫政府的武装骚乱；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也跃跃欲试，宣称要学习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验，在哈发动“颜色革命”。上述事件震动了整个中亚政局，恶化了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引起了各国的强烈不安。

　　(三) 2005年至今。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中亚安全形势又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美国的地位和影响逐步下降，俄罗斯重获中亚安全主导权。美国在东欧中亚策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引起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高度警觉，也引发了这些国家对美政策的重大调整。在这些国家眼里，美国由一个受欢迎的反恐领导者一变而成了令人厌恶的“麻烦制造者”，避之唯恐不及。2005年7月初，根据中亚成员国的要求，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呼吁美国制定从中亚撤军的时间表。同年7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照会美国政府，限其在180天内将其驻汗阿巴德空军基地的战斗机、人员和装备撤离本国领土。哈萨克斯坦也通过了保障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对外国资助哈政党和候选 人做出了严格规定。就连美国成功支持并寄于厚望的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也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公开呼吁美国确定撤军期限[14]。这一变局使美国丧失了利用反恐联盟在中亚获得的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和作用则显著上升，不仅俄、哈、塔、土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政府也将俄罗斯置于对外关系的首位，俄吉关系发展迅速。尤其是，俄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急剧升温。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宣布退出亲西方的“古阿姆”集团；10月，有乌兹别克斯坦参加的中亚合作组织宣布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11月14日，俄乌两国签署联盟条约，正式确立了同盟关系； 2006年12月，乌重返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表明，俄罗斯重新获得了中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第二，中国对中亚的影响逐步加强。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一开始就具有保障地区安全的性质，划定边界和加强安全领域的互信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最早切入点。随着“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并逐步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对中亚的影响逐步加强。目前，双方已建立了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司法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机 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双边层次的合作均发展迅速。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外经济和军事能力的不断增强，它对中亚安全局势的作用日益明显，尤其是2005年中亚“颜色革命”之后，中国在中亚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作为坚持和平合作、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原则和主张文化多样性、文化平等性的大国，中国影响的加强有利于中亚安全局势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地区安全机制的体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导性机制日渐完善，作用不断加强。与美国地位的下降相适应，在中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复杂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和亲 西方的机制普遍遭到了冷遇。反恐联盟和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早已丧失了往日的吸引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越来越变成各国争吵不休且缺乏效力的“清谈馆”，“古阿姆”因乌兹别克斯坦的退出也失去了在中亚的支点。与此相反，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则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些机制框架内，俄罗斯不仅与中亚国家签定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军事一体化的条约协定，取得了在中亚国家驻军的合法权，还倡议组建了集体快速反应部队与“帕米尔”联合部队，并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 作、经贸合作和人文合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关注的议题日益广泛，合作程度逐步加深，其影响甚至已扩大到周边国家和地区[15]。

　　第四，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形势依然复杂难测。尽管近年来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大大好转，但安全隐患依然众多，形势如何发展仍难以预料。其主要表现是：中亚五国的经济仍比较困难，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面临动荡的威胁；中亚国家在边界、能源、水资源、生态等敏感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如解决不力将破坏地区稳定；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中亚各国的经济，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富汗形势依然 严峻，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美国的反恐努力面临失败的危险，这将严重影响中亚安全的未来走势；美国通过制定和实施“大中亚计划”，继续谋求巩固和扩大在中亚的经济和军事存在，有可能重新加剧大国在该地区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在中亚影响的扩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怀疑和警惕心理，“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扩张论”等有较大的市场，这对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合作必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16]。

三、中俄战略协作对中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与俄罗斯是中亚两个最大的邻国，与该地区有着密切的地缘、历史和人文联 系，并且在该地区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因此中俄两国对中亚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在目前中亚局势仍存在许多重大变数的情况下，加强中俄在中亚安全上的战略协作，对于维护、促进和巩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中亚各国的政局稳定及友好合作。在苏联解体后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民主改革进程中，俄罗斯与中亚各国都遭到重创，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在经历了最初的挫折之后，这些国家逐步走上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既符合 自身历史传统，又适应当今社会现实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总体来讲，目前中俄两国与中亚五国对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方式上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形成了所谓“威权下的有限民主体制”。对于西方国家干预别国内政，强行推广西式民主的做法，这些国家均表示反对和抵制，在“颜色革命”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和立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俄战略合作有助于更好地抵御西方势力的政治渗透与“和平演变”，维护和巩固中亚各国的政局稳定及友好合作。

　　第二，有利于中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地区一体化是上个世纪末 以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趋势性现象，目前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实践证明，地区一体化是地区国家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并抵御其风险的有效途径。中亚各国在人文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习俗等方面拥有许多共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地区认同，这构成了一体化的基础要素。同时，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向各地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一体化是中亚各国摆脱困境的最佳出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努力推动独联体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也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及双边渠道积极促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鉴于中俄两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 巨大优势，中俄战略协作必将大大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一体化进程。

　　第三，有助于有效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推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世界所有地区无一幸免，而且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越来越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亚各国经济遇到了一定困难，甚至出现了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就业危机四种危机同时并存的局面[17]。由于中亚各国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自我造血功能严重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金融危机的 破坏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俄两国作为“金砖四国”的成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比较强。中俄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将会大大增强该地区的抗风险能力，并推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8]。

　　第四，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分布上看，中亚地区属于恐怖主义重灾区。而且，与其他地区不同，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是和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更加复杂。由于历史、文化、地缘、国际政治等因素，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它们仍将不断自我发展[19]。中俄两国既是上述三股势力的受害者，也是其坚定的反对者，二者与中亚各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拥有高度共识。同时，在中亚及其周边，中俄是打击三股势力能力最强的国家，两国的战略协作大大有助于中亚地区的反恐斗争。

　　第五，有助于共同应对来自西方势力的政治渗透和军事威胁。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中亚“颜色革命”中遭到重创并被严重边缘化，但其战略目标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退出中亚，也不可能放弃“民主改造”中亚的方针。2006年以来，美国推出了一个“大中亚计划”，改变了以往强力推行“民主化”的做法，强调利用经济和文化手段， 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对中亚施加政治影响，试图采取迂回的方式，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20]。目前看来，美国在中亚的影响有所恢复。在美国新政策的影响下，中亚各国对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不仅对“大中亚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的国家还对美国继续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开放了绿灯[21]。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影响的逐步加强，中亚各国的政治制度必将重新面临重大挑战。作为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的负责任大国，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对于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第六，有利于加强中俄之间及其与中亚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国际安全合作的基础是互信，只有在利益相关方高度而广泛互信的基础上，才能摆脱安全领域的“囚徒困境”，对彼此的政策和行为形成共同的认知，进而形成某种安全共同体。鉴于目前某些中亚国家对俄、中，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在中亚的战略意图仍存有种种疑虑，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对俄罗斯的中亚目标以及中俄关系未来前景的怀疑，而且这种猜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俄、中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所以消除误解，加强互信就成了中、俄和中亚五国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22]。在这方面，中俄两国负有更大的责任，中俄互信 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中俄互信的关键则在俄罗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拥有比中国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影响力，中亚对俄罗斯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依赖，能否理解、信任和容忍中国对中亚影响的扩大，俄罗斯的态度至关重要。作为中亚邻国和能源需求大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与中亚地区息息相关，因此加强与中亚的合作，积极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中国的战略方针。可以预料，“未来10年左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联系将大大加深，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影响将实质性上升”[23]。但是，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并不具有霸权或强权性，也不以谋取地区事务主导权为目的，不会对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在该地区重大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扮演着俄罗斯配合者的角色。应该看到，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主要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能源领域)和反恐领域，影响的主要渠道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参与中亚事务的渠道有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等，以及俄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而且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及俄罗斯。避免中俄在中国—中亚—俄罗斯三角关系中发生利益冲突，加强两国在中亚的相互理解、信任、协调与合 作，已成为该地区整体互信与和谐的关键。

　　中亚地区对于欧亚大陆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对于中亚邻国中国与俄罗斯更是如此；同样，中俄关系对于中亚局势及中亚国际格局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对于中俄两国来讲，如何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来促进和巩固中亚地区安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共同解决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黄登学)

　　[基金项目：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ts8)。]

　　注释：

　　[1]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1993年12月19日，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市的俄、哈两族发生流血冲突。1992-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也与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参阅陈联壁《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3]在水资源和能源分配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存在尖锐矛盾，在边界安全防护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立场不一。

　　[4]王举：《塔吉克斯坦内战分析》，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tail·aspx? dbname=cmfdlast&filename=2008161968·nh·

　　[5]2006年1月，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近五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才正式加入该组织，但其国会一直拒绝批准共同体成员国人员和货币自由流动协议。2008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提出“暂停参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活动。

　　[6]“1991-1996年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阶段，其主要表现是随着各国宗教政策的调整而出现了教民、宗教团体、清真寺及祈祷点的数目猛增，大量开办经文学校，教民争相赴麦加朝觐的局面。哈萨克斯坦的清真寺由独立前的63座发展到1997年的4000余座。吉尔吉斯斯坦则由独立前的15-20座发展到1996年的1500-2000座。在哈萨克斯坦，宗教团体发展到1180个。乌兹别克斯坦有15种教派，在每个村庄都有清真寺。在不少地方恢复了学龄儿童先进经文学校学习的传统。在乌、塔和哈、吉南部地区已形成较浓厚的宗教氛围。”(常庆：《宗教极端势力与中亚地区安全》，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

　　[7]“在安全观念上，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偏重传统的安全观念，多从本国利益出发，遏制、制约潜在对手，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实现部分国家自身的安全，政策多含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具有排他性。受新现实主义影响，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重点关心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倾向于从相对收益角度考虑问题，即关注自身在世界中位置的同时，极力防止其他国家获得相对实力。这种不安全感造成了中亚各国彼此间的不信任”(释冰：《浅析中亚水资源危机与合作——从新现实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视角的转换》，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期)

　　[8]丁健伟：《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9]蒋新卫：《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第47-54页。

　　[10]据预测，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为130亿吨，天然气为6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储量为63亿吨，天然气为15·5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为3亿吨，天然气为2万亿立方米。(参阅孙壮志《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中亚地区的淡水资源总蕴藏量在1万亿立方米以上，但主要以冰川形式存在。其中源于塔吉克斯坦的阿姆河和源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锡尔河是中亚地区的主要河流，两国集中了中亚地区水资源的90%以上。其中，中亚地区55·49%的水流量和60%以上的冰川在塔吉克斯坦境内，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属于严重缺水的国家。http：//www·zjnw·gov·cn/site/zjnwsslt/templet-sslt·jsp? articleid=47616)

　　[11]因托克托古拉水库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曾派精锐部队空降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向吉方施压。(参阅侯艾君《中亚将爆发水战争?》，载《青年参考》2008年6月17日)

　　[12]1992年，美国谢夫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约40亿美元组建了“田吉兹-谢夫隆”公司，从事石油开采，同时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合资企业“泽拉夫尚-纽蒙特”公司，从事黄金开采与炼制。“9·11”事件之前，西方国家对中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区无核化和里海油气资源争夺等方面，“参与里海资源竞争的国家，有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参阅赵常庆《中亚博弈： 2005年俄稍占上风》，载《当代世界》2005年第12期；郑羽主编《独联体十年(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

　　[13]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空军基地及其卡甘、卡卡依德两个军用机场，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库尔干军用机场和库良博军用机场，还争得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国际机场紧急降落和维修以及土库曼斯坦为其开放领空的权利。另外，美军还在阿富汗建立了巴格拉姆、坎大哈、霍斯特和普尔坎大哈四个军事基地和“反恐高科技指挥中心”。(谷文：《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驻军情况》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9月11日)

　　[14]2005年11月21日，美国正式关闭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自2005年起，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断提出关闭美驻吉军事基地的要求，并通过了相关决议。尽管截至目前美军事基地得以保留，但所付租金却增加了几十倍，其在吉境内的行动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15]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有四个观察员国：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其中除印度之外的三国已正式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白俄罗斯和美国曾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但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拒绝。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各种对话与合作关系正逐步建立起来。

　　[16]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444页。

　　[17]据统计，哈萨克斯坦2008年的gdp增幅仅为2·7%，远低于2007年的8·5%，而2009年有可能仅增长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通货膨胀率2007年为10·8%，2008年为9·5%，而失业率则达到了8%左右；同时，其外债负担沉重，总额高达400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0%。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但间接冲击明显，因为两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侨汇收入(侨汇收入分别占吉塔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随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形势的恶化，大批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打工的这些国家的劳工将被迫回国，或是停止向家里汇款，这将对这几个中亚国家的经济 以及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另外，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大幅上涨。乌兹别克斯坦的状况要好一些，其2008年的gdp增长了9%，通货膨胀率为7·8%，吸引外资28亿美元，增长60%，但由于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收入急剧减少，而大量劳工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返乡也严重影响了其侨汇收入(约占乌国内生产总值的8%)。只有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状况良好，2008年gdp同比增长10·5%，通胀率为8·9%，对外贸易额为176亿美元，顺差高达62亿美元，完成投资45·6亿美元，同比增加1·8倍，其中外资增长3·8倍。

　　这主要是由于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相对封闭，再加上其主要收入来源于价格波动不大的天然气出口。然而，一旦天然气价格出现下降，其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世行官员日前表示，目前的金融危机将使东欧和中亚地区3500万人重新陷入贫困，约占过去10年来已脱贫人口的三分之一。(参见李自国《金融危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http://blog·sina·com·cn/s/blog-53d8bd040100eek9·html；朱丽峰：《俄专家分析金融危机对中亚影响指出俄仍是中亚可靠支柱》，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 baseid =1&docno=375522；《年终报导：中亚经济陷入困境》，http://blog·sina·com·cn/s/blog-4ac7a7e70100bncs·html)

　　[18]2009年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叶卡捷琳堡峰会就合作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广泛共识，并确定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具体合作步骤。

　　[19]近年来，“伊斯兰解放党”等极端组织在中亚重新活跃起来，在极为贫穷、失业率达80%的费尔干纳地区迅速扩展势力，该组织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号称拥有数十万成员。(参见潘光、张屹峰《“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

　　[20]美国“大中亚计划”的近期目标是帮助中亚五国相互降低贸易壁垒，推动中亚五国与邻近地区的融合，促进中亚同全球性国际机制的整合，促进中亚经济的“一体化”。2006年1月，美国在欧安组织第14届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中亚南亚经济融合的计划， 7月又公开宣布支持中亚五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美国推动建立了美国-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tifa)机制，并积极支持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另外，美国还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投资6500万美元兴建中亚海关和跨界设施，建设以整个中亚为市场的机车制造厂，阿克萨斯工业集团大量投资中亚的采煤业，投资3600万美元建设连接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桥梁，计划铺设新的石油天然气管线，大力推动中亚电力市场等。(参见潘光、 张屹峰《“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

　　[21]2009年6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以75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吉美两国政府关于美国继续使用马纳斯国际机场的新协议。(参见聂云鹏《吉议会高票批准马纳斯机场协议》，载《文汇报》2009年6月26日)

　　[22]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1-451页。

　　[23]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