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要的理论框架
古典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内在原因。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 劳动生产效率决定了国际分工格局，进而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看，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出口到中亚五国的应当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品等。
赫克歇尔(e. f. heckscher)和俄林(b. g.ohlin)认为各国的资源察赋决定要素价格，并决定了竞争优势，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流向。从资源察赋理论看，中国与中亚五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各自拥有的资源察赋具有经济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巨大发展空间。中亚五国的资源察赋优势在于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资源，油气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已经成为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虽然较高，但人均水平一直较低，中国既是能源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是能源的进口大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既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中亚五国能源出口战略与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使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形成了资源察赋方面的优势互补。
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大部分国际贸易发生在资源察赋和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使传统贸易理论受到了新的挑战。为了解释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开始把偏好、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厂商博弈等因素引人国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证明，在资源察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由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国家专业分工和贸易流向发生变化，不再沿着资源察赋和技术条件的传统轨迹发展，不具有资源vic赋优势的国家也可以开展对外贸易。这种 以国际市场结构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贸易理论。而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之间则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新贸易理论探讨的是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内贸易的产生，而新经济地理学则更侧重对贸易模式和经济区位模式的研究。克鲁格曼在1991年提出的中心一外围( core一periphery)理论是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性论著。他阐述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如何促进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变[1]。按照这种理论，对外贸易和经济地理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国际贸易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空间布局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即随着运输成 本和贸易壁垒的不断降低，地区之间的产业将发生扩散，国际贸易将影响经济的空间布局。
中亚五国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地区，北部与俄罗斯接壤，南部毗邻阿富汗和伊朗，西临里海和伏尔加河，东部与中国新疆接壤。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重要枢纽，承担了对外贸易运输通道的作用，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使新疆在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中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产业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商品贸易往来中不断呈现多元化趋势，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必然会深刻影响新疆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是 本文将新疆纳人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分析框架内的重要原因。
二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曾经出现衰退，但随着中亚五国经济的逐渐好转，在经济稳步增长的新阶段，中亚五中国与中国的贸易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一)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情况
哈萨克斯坦经济以石油、采矿和农牧业为主，石油装备制造业和加工工业相对落后，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如图1所示，1998一2007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中国的贸易也持续增长，从1998年的 6.35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38.7亿美元[2]。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曾经在中哈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但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占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贸易的比重从1998年的76.8%降至2007年的50%，其中主要原因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中国的石油产品越来越多，而这部分主要是中国其他省区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国际贸易，新疆仅仅是承担跨境运输的功能和作用。这种情况在2005年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即通过新疆到中国其他省区的贸易流量增长特别迅速。2009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进出口商品结构如图2和图3所示。中国出口哈萨克斯坦的商品主要是纺织、机电和贱金属等相关产品，并且出口商品结构的分布相对比较广泛;但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商品则相对比较单一，矿产品占62%,贱金属和化学工业制品共占37%，其余商品所占比重不到1%。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
主要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方面，发展潜力极大。但中国 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结构过于单一，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情况
吉尔吉斯斯坦电力工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平均关税逐步削减到较低水平。如图4所示，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从2003年开始出现快速增长，从1998年的1. 98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37. 8亿美元。新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一直占中吉贸易总流量的80%以上。1998年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额为1. 93亿美元，2007情况年则达到32.5亿美元。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中的商品结构如图5和图6所示。中国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品种类比较丰富，其中纺织品所占比重很大，2009年中国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纺织品达到32亿美元;而中国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商品结构则非常单一，就是鞋帽伞和羽毛品等，然而数量非常巨大，2009年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额高达51亿美元。可见，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双方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优势商品的出口。
(三)中国(新疆)与塔吉克斯坦的贸易情况
塔吉克斯坦经济比较落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较强。如图7所示，1998年以来，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额很小，这种情况一直到2004年才有所改观，其中新疆在中塔贸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新疆与塔吉克斯坦贸易的逐渐活跃(2007年新疆与塔吉克斯坦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塔贸易总流量的50%以上)，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贸易规模也随之上升。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进出口商品结构如图8和图9所示。中国出口塔吉克斯坦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机电和金属产品等:而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产品则主要是贱金属及其制品，达到1.8亿美元。
（四)中国(新疆)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情况
土库曼斯坦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经济支柱，中国与其贸易的发展主要是能源贸易。如图10所示，1998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为0.125亿美元，2007年增至3. 53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规模增长速度很快。中国新疆在其中并没有发挥特别重要的 作用，仅仅是承担了能源过境的运输功能。2007年新疆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仅为0.396亿美元。从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看出，如图11和图12所示。中国极具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并没有成为向土库曼斯坦出口的主要商品，这与中国与中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结构明显不同，说明土库曼斯坦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征收了高关税，或者是设置了其他非关税壁垒。这是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占中国自土库曼斯坦进口商品比重最大的一项是植物产品，但总规模仅有2 685万美元。
(五)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情况
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是中亚五国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但经济结构单一，加工工业落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如图13所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贸易额近年来逐年增多，1998年仅为0. 89亿美元，2007年已经达到11.29亿美元。但新疆并没有成为中乌贸易中的主要力量，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规模较小，所占比重也较低。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的商品结构如图14和图巧所示。两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特点是产业内分工得到充分发挥。纺织品属于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优势产品，但中国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品仅为0. 677亿美元，而2009年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纺织品规模则为1. 86亿美元，两国之间的纺织品生产互补性非常明显。通过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边境效应非常明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中国新疆接壤，这三个国家与新疆的对外贸易往来极其密切。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新疆的贸易往来则较少，主要是与中国其他省区发生国际贸易。第二，中亚五国的gdp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亚五国经济开始好转，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往来增长非常迅速。
第三，在2003年之后，中亚五国与中国的贸易进人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也是中亚五国之间区域整合时期，即中亚五国的区域一体化，对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四，中亚五国普遍以能源开采和出口作为支柱产业，因此，在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主要输出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的能源与国内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的能源产品越来越多。第五，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主要通道，随着近年来中国各项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
三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基于引力模型的计算
1962年，t伯根(tinbergen)在一次演讲中系统地提出了引力模型。1963年，波伊豪宁(poyhonen)在德国《世界经济》撰文提出尝试建立引力模型解释国家间贸易流量问题，引力模型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国际贸易的各种影响因素。1966年，利尼曼(linnemann)在评价引力模型时指出，引力模型的最大优点在于估算两国贸易流量时充分考虑了距离的因素，同时他 还在引力模型中附加了影响贸易流量的其他变量。根据利尼曼的定义，一国潜在的对外供给除了取决于国民总产值以外，还取决于一国能有多少产品外销，即国内需求与出口之间的比例。人口因素是决定这一比例的关键，因为人口规模决定了国民收人的最低消费量。在国民收人既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结构，因此也决定了产品的外销比例。对于进口来说，人口规模是国民收人以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进口规模的重要变量，使得计量结果更加符合现实需要。1989年，伯格斯特兰德(bergstrand)将人均收人加人引力模型，还加人了汇率等虚拟变 量，使引力模型更加具有解释力。人均收人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国的资本一劳动比例，因此，引力模型仍然能够反映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资源察赋和劳动生产率等要素[3]。
这对于研究中亚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把人口规模纳人引力模型也有利于反映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真实贸易情况。尽量真实地反映双边贸易流量是最初提出引力模型的动因，但是在现实运用中变量的选择关系到引力模型能否真实反映贸易情况，还必须挖掘出变量所反映的经济含义以及对策建议。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需要曾经多次拓展 引力模型，主要方法就是增设外生变量。这些外生变量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型变量，即将经济活动中的更多要素纳人模型;另外一种是外延型变量，即根据经济体的特征，设置传统经济变量以外的外生变量。对于中国和中亚五国来说，测算运输距离尤其重要，并且，由于中国与一些中亚国家接壤，在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边境效应”。为了深人分析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影响，本文加人了区域一体化指标体系作为其中的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在引力模型基本形式中加人几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边境效应和对外开放程度 为虚拟变量，区域一体化程度和交通运输成本为引力模型中的正负效应阻碍因素。
其中，xij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额;y表示gdp水平(预期符号为正);r表示人均gdp水平(预期符号为正);d表示运输距离(预期符号为负);pfr为虚拟变量，边境接壤为1，否则为0(预期符号为正);tdf表示中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考虑到这一数值越小，表示区域整合程度越高，而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对外贸易，因此预期符号为负);wto为虚拟变量，考虑到这一变量主要涉及关税的削减，因此，进口国加人wto之前为0，加人wto之后为1，变量滞后一年(预期符号为正)。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是一对多的实证分析，考虑到单纯以时间序列作为样本，则容量较小，因此，选择1996一2007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相对准确地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情况，本文构建三个引力模型:第一个引力模型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x;j，以两国gdp总量、人均gdp和交通运输距离为解释变量;
第二个引力模型中加人两个虚拟变量，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x;j，以两国gdp总量、人均gdp、交通运输距离、边境效应和wto为解释变量[4];
第三个引力模型建立在第二个引力模型 的基础上，以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x;j，增加了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这一解释变量。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5];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6];中亚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7]和人均gdp数据[8]来自《国际统计年鉴》;区域一体化进程指标来自笔者的测算[9]。eviews5. 0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进行测算，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三个引力模型的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gdp、人口总量、空间距离、wto和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等因素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按照影响程度排序为边界接壤、区域一体化、空间距离、gdp总量、是否为wto成员国和人均gdp规模。第一，gdp总量系数为正数，与预期符号相符。说明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量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大。
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引力模型都表明这一相关性，因此，可以判断无论是否考虑边境效应、是否加人wto、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经济增长都会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也预示着未来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相互关系将会逐渐向纵深发展。
第二，人均gdp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为正，符合模型设计的预期。人均gdp代表着消费能力，这种消费能力也决定了进口规模。从出口角度看，人均gdp又代表生产能力，因此有有利于对外贸易。从第二个引力模型和第三个引力模型还可以发现，当引人虚拟变量之后，人口规模的影响明显弱化。
第三，交通运输距离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影响较大。交通运输是双边贸易中的阻抗因子，空间距离越大，交通运输成本越高，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从而限制了双方的经济往来。考虑到文中以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进行测算，则距离中国较近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具有较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而距离中国相对较远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则受交通运输情况的负面影响较大。这说明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中，哈萨克斯坦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与哈萨克斯坦经济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情况也较好，这一点在交通运输中显得尤为明显。
第四，从陆地边界是否接壤方面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为与中国接壤而获得较好的对外贸易条件，这种情况符合引力模型的基本构建。通过整体上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进行考察，证明陆地接壤对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了新疆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陆地口岸将会 对双边贸易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第五，加入wto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于2001年加人wto，中亚五国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在1998年加人wto，且“人世”后其对外经济贸易明显加强。考虑到其他中亚五国未来可能会成为wto成员国，因此，加人wto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第六，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考虑到区域一体化指标体系越小，表明中亚五国之间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因此，计 量结果的负号表明，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区域一体化既有利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随着中亚五国内部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对于中亚五国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也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引力模型的计量分析，根据各解释变量，可以计算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的模拟值，再将模拟值与实际贸易额相比较，得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潜在贸易水平。若实际贸易额低于模拟值，则表明两国当前存在贸易不足的现象，这种情况说明双方仍具有较大的贸易发展空间，但现有的贸易壁垒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若实际贸易额大于模拟值，则说明两国贸易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应当继续发挥已有的贸易潜力，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但如果实际贸易额过高，则说明存在“贸易过度”的现象，表示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已经发挥出来，需要继续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按照第一个引力模型计算，如果实际贸易额/模拟值小于0.8，表示贸易不足，如果大于1.2则表示贸易过度，介于二者之间表示贸易正常，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
四 中亚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分析
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中，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 开展经贸合作的“桥头堡”。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无疑会加深中亚与新疆地区的联系，给新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更多机遇。同时，新疆作为货物进出中亚各国的物流中心，将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也积极开展贸易往来，其中边境贸易发展态势良好。19%年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鼓励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发〔1996]2号文件)后，新疆边境贸易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6所示，边境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中亚五国在新疆边境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的过程中，边境效应将显得较为重要。
为了实证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前文构建的三个引力模型为基础，对双边贸易进行计量分析。采用1998 --2007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的面板数据作为测算对象。其中，对外贸易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10].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 [11],中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区域一体化进程指标来自笔者的测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交通运输距离上，本文以乌鲁木齐到中亚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为基础，考虑到中国新疆距离中亚国家距离较近，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交通运输成本将大幅度缩小。因此，运输成本是模型中的重要变量，按照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理论”[12]，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改善，商品在运输途中融化的部分将大幅度减少，这相当于交通运输距离在缩短。本文在构建交通运输距离数据时，根据新疆境内的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等发展情况[13]，对交通运输距离进行修正，即认为随着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空间贸易距离在不断缩小。eviewss. 0对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进行测算，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三个引力模型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第一，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gdp总量正相关。
第二，人均gdp有利于对外贸易，与预期符号相符。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09)》，第511页、第513一514页;《新疆统计年鉴(2007)，第499页;《新疆统计年鉴(2005)，第596一597页;《新疆统计年鉴(2003)，第606一607页;《新疆统计年鉴(2001)》，第631页;《新疆统计年鉴(2000)，第587页。
第三，交通运输成本是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开展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运输成本降低对新疆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由于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距离较近，因此边境效应较为明显，充分说明边境效应在中国新疆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中国新疆在当前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往来中，仍然承担的是交通走廊的作用，即出口商品并非本地生产，进口商品并非本地消费。随着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逐渐走向深化，中国新疆必须提高产品的生产能力，以防止成为单纯的贸易口岸。
第五，加人wto对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往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六，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于中国新疆进口具有促进作用。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发展情况看，由于主要货物都集中在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阿拉山口口岸，2006年，这一口岸过货量占新疆对中亚五国总过货量的90%以上[14]。随着中亚五国市场整合程度不断提高，新疆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亚其他国家输送货物将更加便利。因此，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新疆的对外贸易发展。
根据前文提出的测算潜在贸易水平的方法，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第一个引力模型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潜在贸易水平进行计算，如表4所示。
从表4的测算可以发现，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情况发展良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实际贸易额均达到正常水平以上。但也应当认识到，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主要着力点应当放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新疆产业 结构还没有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大多数出口产品是从中国其他省区运到新疆，再出口到中亚五国，进口产品同样面临这种情况。因此，新疆应当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以及进口原材料的利用能力。只有这样，对外贸易与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形成良好互动，使对外开放成为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五 小结
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边境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区域一体化程度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因素是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对外贸易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双边贸易将迈上新的台阶，有利于中国开展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第二，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本身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也逐步扩大，但是仍然承担了相当部分的贸易周转功能。随着新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国际贸易港口作用将会逐渐弱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将逐渐增强。第三，通过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通运输距离进行模拟测算，表明新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对于提高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水平极其重要。第四，从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大宗产品分析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互补性，充分表明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发展的广阔前景。
作者系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paul r.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pp. 483一399.
[2]本文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2004)》，第520页;《中国商务年鉴(2006)》，第121页;《中国商务年鉴(2008)》，第102页;《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第82页;《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0)》，第82-95页。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2009)》，第511页、第513 -514页;《新疆统计年鉴(2007)》，第499页;《新疆统计年鉴(2005)》，第5%一597页;《新疆统计年鉴(2003)》，第606一607页;《新疆统计年鉴(2001)》，第631页;《新疆统计年鉴(2000)》，第587页。
[3]bergstrand, jeffery. h.(1989)，the generalizedgravity equation,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the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pp. 143一153.
[4]由于gdp、人口规模等变量取对数，在加入虚拟变量后，一些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第二个引力模型和第三个引力模型不带常数项。
[5]《中国商务年鉴(2004)》，第520页;《中国商务年鉴(2006)》，第121页;《中国商务年鉴(2008)》，第102页;《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第82页;《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0)》，第82-95页。
[6]《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37页。
[7]《国际统计年鉴(2000)》，第74-77页;《国际统计年鉴(2001)》，第76 -79页;《国际统计年鉴(2005)》，第47 -49页;《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6一29页。
[8]《国际统计年鉴(2000)》，第79 -82页;《国际统计年鉴(2001》，第76 -79页;《国际统计年鉴(2005)》，第51 -55页;《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30一33页。
[9]王志远:《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评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
[10]《新疆统计年鉴(2009 》，第5ll页、第513--514页;《新疆统计年鉴(2007)》，第499页;《新疆统计年鉴(2005 )》，第596一597页;《新疆统计年鉴( 2003 )》，第606一607页;《新疆统计年鉴(2001)》，第631页;《新疆统计年鉴(2000)》，第587页。
[11]《新疆统计年鉴(2009)))，第39页。
[12]samuelson. paul,(1954)，theoretical note ontrade problem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p. 46.
[13]《新疆统计年鉴(2009 )》，第448页、第450页。
[14]张永明:《新疆陆路口岸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第21页。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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